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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世民

作者:国医大师 发布:2022-09-22 16:13 来源:www.zhongyaowenhua.com 阅读:



王世民
 
  王世民,男,汉族,河北省元氏县人,1935年出生,主任中医师。现任山西中医学院副院长、山西中医学院方剂教研室主任,陕西省中医研究所副所长,方剂研室主任。
 

 
  曾任山西省中医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、附属医院副院长;兼任省中医学会理事、省科普作协理事。1962年毕业于北京中医学院医疗系,其后拜陆石如、孔嗣伯、白清佐、刘寿山等名中医为师,尽得其传。先后出版《中医方药手册》《局方别裁》等学术专著,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,培养硕士生17名,创刊并主编《山西中医学院学报》《中医药研究》杂志,因其在中药、方剂研究中的突出贡献,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并颁发证书。
 
  70年代以来,王世民致力于实验方剂学和微量元素的研究,倡导将实验方剂学方法和络合物化学引入方剂学研究中,是中医实验方剂硕士学位研究生导师和该专业的学术带头人。
 
  一、学医立身中西医融会贯通
 
  一般认为,学中医者,以家学为贵,故有“医不三世,不服其要”的说法。而王世民却没有这个福分,他的祖辈中虽然也有从事行医的人,但到他出生时,曾被乡里崇敬的曾祖父已经“仙逝”,只留下临街的大门上由患者敬献的“佩德神医”的金字匾额。连年的战乱,曾经装满整箱的医书早已丢失,也就谈不上耳提面命的家传了。
 
  王世民的学医之路,始于“切肤之痛”。1953年春,王世民的母亲患破伤风,被庸医误治而早逝。心力交瘁的他又患上了面神经麻痹,无论是针灸还是敷药,近两年时间都没有太大的效果。这两件事便激起了王世民的从医救人疾苦的梦想。天遂人愿,1956年高中毕业的他被北京中医学院录取,从此便走上了从医报国济民之路。
 
  在那个年代,中西医课程之比是6:4,西医课实际上只讲内科学基础和外科学总论,没有其它临床课,而且是先学中医后学西医。中医课从经典开始,先讲《内径》和《伤寒论》。生涩的古文学习、没有太多教学经验的老师……给王世民的初学之路设了不少障碍。而正是由于这些“路障”,也锻造了那个时期的“国医大师”们艰苦学习的优良品质,为以后的中医学习打下了牢固的基础。
 
  知己知彼,方能百战百胜。这是王世民一直倡导的学医态度。回想那时的学习,王世民感叹,事实证明,中医课程“先入为主”,以后再学习西医课时,他们不会感觉中西医两者常打架,更不像学西医的同学那样感到困惑。之后的西医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的学习,更为其以后的临床和科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 
  二、医乃仁术为医者的行为准绳
 
  医乃仁术,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从医者的要求,也是为医者的行为准绳。所谓仁,爱人者也,即爱仁之意。它是中国传统医学者的人文特征,也是通常说的“医德”。按照王世民的理解,凡大医、良医、名医都是德艺双馨者。“为民为医,瘝体在抱”是医生的天职。
 
  六年大学的生活转瞬即逝。毕业后,王世民被分配到山西省中医研究所(现山西省中医药研究院)。并于工作后的第二年(1963年),幸运地成为山西四大名医之一的白清佐先生门下的徒弟。白清佐出身中医世家,是一位有胆有识的临床家,临证论病重脾肾,倡导脾湿肾寒,善用温燥的附子、肉桂、干姜,名燥三晋。在众名师的带领下,王世民不仅医学精进,更感慨救人行医的神圣。
 
  王世民在大同下乡时,遇到了一位家庭贫困的女孩。这名女孩患肺结核,咳嗽出血,骨瘦如柴,因为家里无钱买药,所以只用一些偏方、土办法,但均无效果。王世民仔细观察后发现女孩颧红如妆,瘦得像个纸糊的人,营养不良,发热盗汗……这样的病人,首先应当改善营养,扶助正气,才能提高抵抗力,战胜痨病。可是连药都买不起的人,怎能买得起营养品呢。当时正值秋天,地里的蚂蚱很多,王世民想起叶橘泉先生曾说过蚂蚱蛋白质含量很高,又富含钙等无机元素,正好治疗痨病。于是王世民便教她怎么逮蚂蚱、用锅焙研末来吃。再配以田里的刺儿菜(即小蓟),洗净用水煮后稍加盐拌着吃,每次一把,一日两次。就这样过了一个多月,女孩有了缓解。第二年开春,她竟能下地干活了。为此印会河老师亲自为其题写“瘝体在抱”的条幅,以资鼓励。
 
  而看过很多病人后,王世民感觉有的患者病程很长,而且很难治愈。更多时候需要中西医结合,方能解决病人的痛苦。王世民认为,中医的疗效不容置疑,但在治疗手段上比较单薄。特别是治疗急重危症,由于用药手段的问题,总有缓不济急的遗憾。在之后的研读文献过程中,他发现前辈大家中有不少倡导“中医汇通”者,他们倡导中西医汇通互补,各展其长,以人之长,补我之短。20世纪80年代后,也有一些从事现代科学研究的人介入中医药学的研究,他们活跃的思维、先进的手段令人佩服。
 
  三、仰古尚新中医早就有了科学实验
 
  回眸历史,西医随着西方文化来到了中国,打破了中国只有中医中药,仅此一家别无分号的“孤家寡人”局面。在中医界,常常是“万般皆下品,唯有临证高”,好像只有临床家才算得上是中医,搞基础理论研究、中医药文化、医学史研究,特别是用科学实验来做中医药研究的,即使不被视作歪门邪道,也是让人不屑一顾的“另类”。
 
  而王世民认为,医学是为人类健康服务的,不管怎样研究,最终总是要落脚在临床实用上,这是千真万确的。但把医学(中医学)仅仅限定在临床治疗上,看不到学科分化的进步意义,在现代社会至少是不全面的,是不利于中医药提高与发展的。
 
  当然,中医的临证治病也是科学实验,如温病学、瘟疫论的创立与兴起。中医学基本理论和治疗疾病的思维和方法,已向世界科技界展示自己的先进性。20世纪中后期,包括外国科学家在内的很多学者,采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医药学,硕果累累,受到了广泛的关注。王世民进一步解释,在中医药学的历史上并不乏动物实验的记载,如自然铜用于接骨,淫羊藿用于治疗性功能障碍,就是古代自觉与非自觉的动物实验结果。
 
  尽管这些实验非常原始,更不系统,但其具有的“实验特质”确实不容否认,甚至令人钦佩。王世民曾就《本草纲目》中有关动物实验的记述做过一番考察,该书中不仅有非自觉和自觉的动物实验,还用了先造动物病理模型,通过杀检或以功能恢复为指标以检验其药效,这与今天的实验药理学方法何其相似。不仅如此,《本草纲目》还记述了临床药理学和对毒副作用的观察,更难能可贵的是记述了某些毒物通过动物富集,人食用后中毒的情况,描述生动详实。
 
  由此可见,中医药学是能够紧密与现代科学结合,海纳百川,相互借鉴与学习的。实行“洋为中用”“古为今用”,让中医药学在科学实验和理论创新中如虎添翼,与时俱进,跻身于主流医学的行列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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